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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荒马乱中的茶马贸易

作者:杨凯 来源:普洱杂志 时间:2017-03-02 00:00阅读:0

那时藏区的滇茶,相当一部分是走木里或西昌进入康区,在西康就开始销售了。也就是说,向北再向西进藏的道路当时更加通畅,同时,有一部分茶借着销往藏区的名义中途就开始边走边卖了。这条道路一直是滇西大理、鹤庆商人们的传统路线,个人感觉,这条路也应该是滇北茶马古道的正路。

在古代,中原交通以牛车、水运为主,他们的好处是运量大,便宜。但水运受限于航道,牛车速度太慢,用马车则更有优势。一旦“中原变乱,边患无常之际,马之为用,更重于平时。”因此,我们常常将兵马两字连用,将它当成国之利器,关乎社稷安危。

然而,良马主要产于塞外,《汉书》有如下记载:“虏皆骑马,日行数百里,来如风雨,去如决弦,以步追之,势不相及。今莫如市马。”当时用来买马的主要是金银和丝绸,然而金银有限,丝绸也因制作困难,中原市场较大而供不应求。

1913年,滇商在西藏芒康被害后云南方面与川军协商的文件。图中文件是民国初年关于云南商人经过北线去往康定(当年叫打箭炉)的文件,从文件中可见,此路虽然商旅辐辏,但并不平静。清末沿途的喇嘛利用寺兵设卡收税,民国中土匪、官兵时出抢掠,严重时会有人亡物损的风险。因此,两条进藏的道路互为补充,形成网络,必要时,大家会寻找相对安全的道路。


到了唐代,种茶业兴起,一种年年生生不息之农副产品,因有解青稞之热,肉食之腥的奇效,成了边疆贸易的重要等价物,“睦邻不以金帛,控驭不以师旅,以市之微物,寄疆场之大权,其为茶乎。”茶马贸易对国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。中国的茶马互易政策肇始于唐代,茶马司的设置则始于宋。由于这两个时期云南还属于南诏或大理国统治,同时南诏自己产小马,也产野茶,两样都不入中央政权的眼,故当时南诏、大理国北部有沟通交流的道路,但没有茶马互易的需求。

说这些道路是茶马古道似乎有些牵强。那时的茶马司主要设置于川陕,与云南没有关系。到了明代,我们注意到滇北昭通(当时叫乌蒙)所产乌蒙茶出现在典籍中,但当时乌蒙归四川马政管理,故不宜把它纳入云南。

当然,元、明两代典籍中关于云南北部少数民族中存在茶叶、土货交易的文献是不少的,如:[元]李京《云南志略》(金齿百夷)“交易五日一集,旦则妇人为市,日中男子为市,以毡、布、茶、盐互相贸易。” [明]徐霞客:“茶山野人时以茶、蜡、黑鱼、红藤、飞松五种商品入关交易盐、布。”这里涉及的主要是中缅边境和滇西一带的民间贸易,不成规模。

1913年,滇商李小城由木里前往康定途中被杀害,该文件讲述了当时事发经过。


清顺治十八年三月(1661年),西藏的达赖喇嘛和干都台吉“以云南平定,遣使邓几墨勒根赉方物及西蕃蒙古译文四通入贺三桂,求于北胜州(今永胜县)互市茶马”。吴三桂认为,尽管云南历史上没有北胜州开市的先例,但云南因为征战的需要,正需买马,与其跨越千里,去陕西买马,还不如在云南开市易马。从此,云南滇北,道路大畅,茶去土来(藏区、彝区的土产),贸易兴旺。

几年后(康熙五十九年,公元1720年),杜昌丁随云贵总督蒋陈锡从昆明出发进藏平乱,他们所经道路是昆明—大理—剑川—中甸—德钦进藏。他将每日行程记录为《藏行纪程》一书。可惜,他只是把这条道路当成一条有军事意义的道路,并未把这条道路与茶、与茶马相提并论。

不过,从他记述当时用溜索、浮桥渡江,多人死伤的情况看,这条道路一直不是一条好的贸易道路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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